黄灿然：《一只狼在放哨：阿巴斯诗集》译后记
我早已完全不看电影，所以我并不知道阿巴斯。去年他逝世，看到朋友圈转发的纪念文章，我也没看，打开都没有。直到他逝世之后不久，有朋友想找阿巴斯一句译成中文的话的英文原文，怎么也找不到，于是求救于我。我很快就把那句话的原文找到了。在查找过程中，我读到阿巴斯几首俳句。印象颇深。如此而已。
再稍后，雅众文化的方雨辰女士来约译阿巴斯诗歌。我请她寄一份原英译的打印稿给我看看，评估一下质量。我收到打印稿后，当晚就一口气把阿巴斯三本诗集的英译读完了。那时，我刚完成了希尼诗选《开垦地》的翻译。希尼这本诗集规模之大、难度之高，令我感觉就像下地狱，所以读阿巴斯就像回到人间。这促使我一鼓作气翻译阿巴斯，并且完全停不下来，哪怕是在回香港家的地铁上，我虽然站着，但还是一手拿着打印稿，一手拿着手机，在手机上翻译。不到一星期就一口气译完了，而翻译时的状态，就仿佛上了天堂。本来，翻译希尼带来的耗尽，我大概得用两三星期的休养来恢复。但是通过翻译阿巴斯三本诗集，我在一星期内就完成了休养。
脱稿后，我让我的微信公众号“黄灿然小站”执编郑春娇帮我做了两次校对，最后我再亲自校对一遍，同时对原作中我不满意的，以及我自己译文中不满意的诗，做了删减，压缩成这本阿巴斯诗集。
作为诗人的电影大师阿巴斯，在20世纪里，让我想起作为诗人的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。布莱希特是个大诗人，但他生前几乎只以戏剧家闻名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英国诗人奥登，进而从奥登那里知道他喜欢作为抒情诗人的布莱希特，我也不会去阅读并喜欢上布莱希特，进而同样通过英译把他的诗歌转译成中文，而且碰巧也是要在今年出版。
阿巴斯从小就受诗歌的熏陶。“我家里的小说，一本本都近于完好无损，因为我读了它们之后便把它们放在一边，但我书架上的诗集缝线都散了。我不断重读它们。”他能够背诵伊朗诗人迈赫迪·哈米迪·设拉子的大部分诗。后来在伦敦，有朋友介绍他认识病榻上的老诗人。他当着哈米迪·设拉子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，让诗人感动得老泪纵横。伊朗本身就是一个诗歌国度，诚如阿巴斯所说：“在那里我们装饰诗人的坟墓，在那里有些电视频道只播放诗歌朗诵。每当我祖母要抱怨或表达她对某样东西的爱，她就用诗歌。”
诗歌并非只是关于人生和世界的，它还能改变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。“在悄悄绝望的时刻，感到无可安慰，我便使自己脱离野心的激流，伸手去拿一本诗集，并立即意识到我们周遭耗之不尽的丰富性，感到能够沉浸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人生是有尊严的人生。于是我感到宽慰。”也因此，诗歌起到了重新定义人生的作用：“一首诗，每次阅读都会因为你的心境和人生阶段的不同而显得不一样。它随着你成长和变化，也许甚至在你内心成长和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童年读的诗，会在今天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。一首昨天觉得有教益的诗，明天可能就会觉得乏味。又或者，也许用对生命的新看法和新理解来读，我会兴奋于发现我以前忽略的东西。在任何特定情况下，在任何特定时期，我们都在以新的方式与诗歌发生关系。”
在他那本访谈录精选Lessons with Kiarostami （中译名《樱桃的滋味：阿巴斯谈电影》）中，他有很多地方谈到诗歌和诗歌的重要性，以及诗歌对电影和其他艺术的重要性。“在伊朗，相对质朴的民众都怀有一种表达起来很有诗意的人生哲学。一旦拍起电影来，这就是一个宝藏，可以弥补我们在技术方面的不足”。他认为“诗歌是一切艺术的基础”，并说“真正的诗歌提升我们，使我们感到崇高。它推翻并帮助我们逃避习惯性的、熟视无睹的、机械性的例常程序，而这是通往发现和突破的第一步。它揭示一个在其他情况下被掩盖的、人眼看不见的世界。它超越现实，深入一个真实的王国，使我们可以飞上一千英尺的高处俯瞰世界。”
如果我们以为写诗只是他拍电影之余顺便玩玩的小消遣，那不但会误解他的诗，还可能会误解他的电影，因为他与诗歌的关系还远远不止于读诗和写诗。他还一直在编选和改写古波斯诗歌，在2006年至2011年，他终于把这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，相继出版了古波斯大诗人哈菲兹、萨迪、鲁米和现代诗人尼玛（1895—1960）的诗集，此外还有两本古今波斯诗人作品的“截句”。在晚年做出如此大手笔的举措，是因为阿巴斯太知道它们的价值了，不管是对他自己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。
在他的访谈录中，有一段话谈到诗与电影的关系：
我的心灵就像一个实验室或炼油厂，理念就如原油。仿佛有一个滤器，过滤四面八方各式各样的建议。一个意象浮现心头，最终变得如此纠缠不休，使我不得安宁，直到我做点儿什么来摆脱它，直到它以某种方式被纳入一个计划。正是在这里，诗歌向我证明它对我如此方便和有用。我头脑中一些意象是很简单的，例如有人用一次性杯子喝葡萄酒、一座废弃的屋子里的一盒湿火柴、摆在我后院的一张破凳子。另一些则更复杂，例如一匹白驹在雾中出现，又消失到雾里去；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墓园，而白雪只在三个墓碑上融化；一百名士兵在月光之夜走进他们的兵营；一只蚱蜢又跳又蹲；苍蝇围着一头骡打转，而那头骡正从一个村子走往另一个村子；一阵秋风把叶子吹进我的屋子；一个双手黑兮兮的孩子坐着，被数百枚鲜核桃围绕。把这些意象拍成电影，要耗费多少时间？找到一个题材，把这些意象纳入一部电影，有多么困难？这就是为什么写诗如此值得。当我费心写一首诗，我想创造一个意象的愿望在仅仅四行诗中就得到满足。词语组合在一起，就变成意象。我的诗就像不需要花钱去拍的电影。仿佛我已找到一种每天制作有价值的东西的方法。在拍完一部电影与拍下一部电影之间，我往往有一两年空档，但这些日子很少有一个小时被浪费，因为我总是要做些有用的事情。
虽然阿巴斯的诗并不难懂，但是他在谈到诗的难懂时，却说得非常的合理和公正：“我们理解一首音乐吗？我们理解一幅抽象画吗？我们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，有我们自己的门槛，过了那个门槛，理解便模糊了，迷惑便发生了。”他还认为，诗歌是一种“心灵状态”，因此，“对来自某一文化的诗歌的理解，意味着对所有一切诗歌的理解。”诗歌无所不在，“只需睁开你的眼睛。”他表示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引起他的兴趣，而他决定把它拍成电影，那么别人便也有可能觉得它是重要的。诗也是如此。“好诗总是诚实和敏感的。”这使我想起叶芝的一段话：“如果我们理解自己的心灵，理解那些努力要通过我们的心灵来把自己表达出来的事物，我们就能够打动别人，不是因为我们理解别人或考虑别人，而是因为一切生命都是同根的。”
阿巴斯的诗，主要是描写大自然的。“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治危机帮助我欣赏大自然之美，那是一个全然不同和健康得多的王国。”他谈诗时，主要是谈诗歌对他的影响，而难得谈自己的诗。这是少有的一段：“传统诗歌根植于文字的节奏和音乐。我的诗更注重意象，更容易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不失去其意义。它们是普遍性的。我看见诗歌。我不一定要读它。”
除了写大自然之外，阿巴斯还写爱情，写当地风土人情，写游子归家，写孤独，尤其是晚年的孤独。这些，都是阿巴斯的私人世界和内心世界，如果结合他的访谈来读，以及结合他的电影，就组成了一个里里外外、多姿多彩的阿巴斯的世界。而对我来说，阿巴斯永远是一个诗人。我不仅通过翻译他来理解这位诗人，而且还将通过继续翻译他编选和改写的古波斯诗歌，来进一步加深理解原本就对我青年时代产生过影响的古波斯诗歌。
古波斯诗歌，主要是以两行诗组建的，有些本身就是两行诗，例如鲁达基的两行诗；有些是四行诗，例如伽亚谟著名的“鲁拜体”；有些是以两行做对句，构成十二对以下的诗，例如哈菲兹的一些抒情诗；有些是以两行做对句，构成十二对以上的诗，例如鲁米的一些诗；有些是以两行诗做对句，构成长诗，例如菲尔多西和贾米的长诗。所以，阿巴斯以俳句或近似俳句的格式写诗，并非仅仅是采用或效仿一种外来形式，而是与本土传统紧密结合起来的。在我看来，阿巴斯的诗是独树一帜的。这是因为正儿八经的诗人，他们可能也会写点儿俳句，因为俳句已经像十四行诗一样，每个诗人都不能不写点儿。但是诗人写俳句，往往是增加或扩大自己的作诗形式而已。他们如果有什么好东西要写，也会竭尽全力，把它苦心经营成一首正规合格的现代诗。俳句往往成为一种次要形式，用于写次要作品。要么，他们依然用现代诗对好句子的要求来写俳句，造成用力过猛。因此，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哪位现代诗人是以写俳句闻名的。像特朗斯特罗姆晚年写俳句，恰恰证明他宝刀已老，再也无力经营庞大复杂的结构了，于是顺手推舟，把一个或两三个原本可以发展成一首严密现代诗的句子记下来，变成俳句。换句话说，写俳句应该是一生的事业，像日本俳句诗人那样，才会有真正成就。而阿巴斯碰巧成了这样一位诗人。你说他“拾到宝”也无不可。
译者，2017年5月14日，洞背村
选自《一只狼在放哨：阿巴斯诗集》，阿巴斯·基阿鲁斯达米著，黄灿然译，雅众文化/中信出版社，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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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读/校对：zzj、陈涛
执编：郑春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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